它既承认发展不均带来的脆弱，也试图在不让改革行动对脆弱经济体造成冲击的前提下推动制度的普遍性。这个平衡并非简单的“一刀切”，而是在规则设计、过渡期限、技术援助、能力建设等多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很多领域，S&D的存在被视为“现实主义的妥协”：它承认历史的差异，又为向着普遍规则的过渡提供时间和空间。
普遍原则的扩张并非不可避免地排斥差别救济。国际贸易领域的起伏、发展援助的效能评估、环境与劳工标准的跨境协调等问题都让S&D不断被重新定义。正是在这样的动态中，国家与国际机构试图把“阶段性、有限性、透明性”作为退出舞台的关键标尺。对中国而言，这既是对自身开放程度、治理能力与国际信誉的考验，也是对全球治理格局的再塑造。
若把S&D看作历史的工具箱，那么“退出历史舞台”就应当是一个可量化、可监督、可替代的过程，而非一次性剥离。只有在实现共赢的前提下，差别待遇的边界才可能逐步缩小，进而被更高层级的、包容性的规则所替代。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的参与，既体现出扩大开放的决心，也暴露出与国际共识的距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强调“多边机制的作用、发展中国家声音的平等参与、以及以规则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思路”。在此背景下，"退出历史舞台"并非对国内发展成就的否定，而是对全球治理结构下一种更为均衡的秩序期待。
要把握这一进程，需要对国际规则的改革逻辑、发展中国家的真实诉求以及全球市场的波动性保持清晰认识。二十一世纪的竞争，不再局限于单位面积的市场，而在于规则的公正性、标准的清晰性和执行的透明度。
透明度提升是关键。通过公开的评估指标、独立的监督机制和可追溯的执行记录，国际社会对S&D的信任才能被长期维系。再次，能力建设与知识转移不可或缺。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制度、技术、治理能力方面获得更多的实质性支持，而非一次性的资源注入。在中国的参与中，这方面的经验包括加大教育培训、技术合作、以及区域内的能力互认与协同治理。
不过，现实世界充满变数。地缘政治的拉扯、全球市场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国内改革的节奏差异，都会影响S&D退出的时序与方式。对于中国而言，核心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损害自身开放节奏的前提下，继续推动更广泛的国际参与和制度创新。与此其他国家与区域的不同诉求也需要被认真对待：某些地区希望建立更明确的退出条件，有的则强调过渡期的经济社会代价。
这就要求一个多元的、协商性的框架来平衡各方利益，而不是以单边行动来改写规则。
未来的路径并非单一答案。一个可持续的方向，是以规则为基底的协同治理：通过加强多边体系的执行力、扩展对话渠道、以及建立跨区域的共同评估机制，来实现“更广、更公平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可以继续扮演建设性参与者的角色：推动标准的透明化、促进区域间的规则互认、并将自身市场的开放与治理能力提升结合起来，使国际体系中的“差别待遇”成为可逐步缩小、可控的阶段性安排，而非对未来规则的否定。
总体而言，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退出历史舞台，核心在于建立一个以发展共赢为导向、以透明规范为支撑、以能力建设为桥梁的改革路径。它需要全球治理共同体的持续对话，需要各国在既有成果上继续推进改革的设计与监督。中国的问题并非单一的“走多远、走多快”，而是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塑造一个既有包容性又有可执行性的规则体系。